耿广生，1949年生，江苏大丰人。196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青岛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服役。1973年9月，因表现突出，被部队推荐进入船舶制造系潜艇设计制造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装备技术部驻四川某造船厂任船体军代表。1987年，调海军装备技术部工作，先后任海军装备技术部舰艇部处长、副部长、部长等职。2000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2002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军少将军衔，2005年任海军某工程指挥部主任。

访谈中，耿广生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进入交大船制系所亲历的教风、学风与师生面貌，重点讲述了特殊实习感受与见闻，详细介绍了一生与潜艇事业结缘的经历，并就国家海洋战略与安全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寄语交大造船学子。  

口述：耿广生

采访：盛懿、胡端、朱恺

时间：2012年10月11日

地点：上海交大北京员工会办公室

记录：胡端

编者：胡端

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交大

我是1965年考入江苏盐城中学读高中，第二年“文革”已经开始，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直到1968年底，我才高中毕业。1969年春季，我应征入伍，成为海军北海舰队青岛某潜艇支队的一名潜艇兵。因为在部队表现还不错，1973年9月被推荐到船舶制造系潜艇设计制造专业学习。这一年进入交大的员工是学校“文革”以来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之后到1976年间，又招收了三届。当时学校招收这些员工是在“文革”时期，所以与正常年代的招生办法有所不同。录取时主要强调政治表现与实践经验，文化标准相对次要，这就使学校的招生考试与课程设置不得不降低难度。  

老交大有三句话是总结优良教学传统的：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而我对这句话中的“门槛高”没什么感觉，因为我进去的时候，门槛已经放宽了。因为那时的“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已经受到批判了，并把它作为交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三条”，认为就这三条把工农子弟卡在了门外。所以，我们这届入学虽然也举行了考试，但题目很简单，全是初中程度的知识，比如二元一次函数、直线方程之类的东西，我基本上没怎么复习就通过了。  

拿到交大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后，我记得自己是从青岛乘船到上海的十六铺码头。那时候两地有班船，都是客货船，7500吨级的，当时船上还有装载汽车，用麻绳捆绑的，运到上海。这种船不是免费坐的，也要买票，我记得当时从青岛到上海的船票是16元。船名是以“长”字打头的，分别是“长锦号”、“长绣号”、“长山号”、“长河号”，合在一起便是“锦绣山河”四字。到了十六铺码头后，交大当时派了一辆类似“皮卡”的车来接我们，车子路过康平路、华山路那一带时，我感到上海马路两侧的梧桐树长得真是气势雄伟，把太阳光全都遮挡住了。我跟另外一位同学一人拿一件行李站在车上，跟毛主席检阅军队似的，一路“检阅”两旁的梧桐，就到交大了。  

特殊年代的师生面貌

虽然特殊年代里对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有所批判，但我个人当时觉得这三句话还是对的。特别是“基础厚、要求严”这一块，我还是很有体会的。当时我们的学习内容讲求浅显，但教基础课的那些老师却很认真。我们班读大一的时候，主要补习高中课程，因为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的基础参差不齐，相互间的程度与水平差距太大。有老高三的、老初三的、高一的、初一的，年龄相差七八岁的都有。因此，我们班从学习成绩来说，很不均匀。老高中生普遍没问题，初中生半好半差。我们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重点补习数理化基础课，虽然一下子也拉不平差距，但却可以看出交大“重基础”的教风即使在非常年代也仍然坚持。所以，跟同期的其他学校毕业生相比，我后来发现自己在基础理论水平和外语水平方面学得比他们要强一些。  

我们在交大读书的时候，由于时代特殊，有些现象与经历是其他员工体味不到的。比如那时有些员工，上课一旦听不懂，就会在课堂上直接批判老师教得太难，公开吵叫起哄。甚至在基础课考试时，交白卷拒考。但那时的员工闹事说不上很严重，只是开开批判会，已经不揪斗老师了。而那时的一些任课老师，面对员工强势的叫板，胆子很小，倒是真的。但教我们专业课的教研组老师却不会怕员工，一方面是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另一方面这些人本身也经历过“造反”。我记得原来一系（船制系）110班、120班的两个班主任，都是1970届毕业生留校的，他们对一些“造反”的员工还很压得住。  

至于当时船制系的领导与老师，我比较有印象的有黄彭龄，他是当时的系总支副书记，个子高高的，脸部与眼睛有点大，我们跟他打交道最多。系主任是张寿。张寿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只见过几次面，接触很少，后来他到了北京，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我们才多见过几次。跟我们最接近的就是政治指导员毛杏云，她一天到晚都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教研组的老师也都很熟悉。教研组组长是陈维连，教我们流体力学的老师是沈国鑑，个头很高，很可惜后来得癌症去世了。另外，朱继懋、楼连根、吴连元、裘晓星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我毕业之后还跟一些教研室的老师见过面，比如在四川工作的时候，陈维连到我厂里去过。沈国鑑与朱继懋，因为课题调研的机会也见过几次。至于其他老师，都是在1996年建校100周年时才见过的。  

受时局的影响，当时这些老师在传授专业课的时候比较简便。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受到员工批判。许多人都要求专业的东西别教得太难，否则员工没法学进去。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在校只读三年半。我记得船制系“文革”前是六年制，到了我们这届缩短到三年半。我是1973年9月入学的，1977年1月17日离校的，算在1976届毕业生里面。也就我们这一届读了三年半，后来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因为在校时间短，学时受到极大限制。我记得当时只要60学时或120学时，一门课就结束了，时间根本不够用，只能简化。本来很多课都要上很长时间的，但都没时间再上了。还有像好几门专业课都不考试，只交了作业。比如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我个人感觉就船舶静力学一门课好像还稍微学得透一点。  

不过，老师们又总是跟我们说，你们在校学的知识到了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的，主要是让你们掌握到一个学习方法，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钻研。我感到这话说得很对。从我工作后的经历来看，尽管很多基础的东西没有变，但书本上的知识与工作中的东西的确差距很大。我毕业之后主要从事潜艇装备技术工作，跟技术打交道少不得自学钻研，而这种方法就是母校的老师教会我的。现在我虽然退休不搞专业了，但专业书还会经常看一看，翻一翻，这种习惯一直存在。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办学风格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育方针与政策，而只有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下才会产生与众不同的办学风格。我们这届在校时，“开门办学、厂校挂钩”以及“围绕典型产品教学”的风气很盛。“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意思是校办工厂，厂带专业，让员工走出教室与学校，在工厂、工地、研究所边生产劳动，边组织教学。而“围绕典型产品教学”是指改变以课本为中心，忽视理论教学，而要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产品、工艺、技术等进行教学。  

关于“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有过很多事。第一个是在江南造船厂学工艺的时候，我们当车间工人，跟老工人们一起装配焊接，学潜艇工艺。当时他们都赞扬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不怕苦、不怕累。第二个是朱继懋老师担任中国第一艘深潜救生艇（代号“7103”）总设计师的时候，我们全班去了武昌船厂，在那一边上课，一边参加“7103”的研制工作。当时是上海、武昌两头跑，在武昌的时间总共三个多月，大概半个学期。当时我们都住在武汉市第三十九中学里面。第三个是到上海同济大学旁边的渔轮设计所，结合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的知识帮他们设计400匹马力的渔船。为增加感性认识，还跟渔船出过一次海去捕鱼。  

至于“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主要是在做毕业设计时进行的。当时做毕业设计，我们班分成三个组。一组是在九江长江大桥局搞一个50吨的浮吊设计，另一组是在广州文冲船厂搞设计。我是分在九江大桥局组，共有9个人，带队老师叫吴连元，大连人，是我们140力学教研组的。最后，我们那组把一条船搞到基础设计的深度，后面的技术设计施工图纸没画就结束了。  

跟“开门办学”风格直接相关的事情，还有学校邀请江南造船厂中的交大员工、技术人员，也就是我们的学长，给我们上潜艇工艺课。但没有请基层工人来给我们当老师，工人只是在船厂实习的时候教我们怎么焊，怎么装配。当时交大船制系的毕业生有很多是在江南造船厂班组车间当工人的，像1968—1970届的员工基本都在那当工人，都是穿着电焊服做装配工作的。  

“文革”期间产生的这种“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风气，是倡行实用主义。对短时间内就能应用的东西非常重视，而对长时间才能发挥功效的东西不太重视。今天来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有点过头了，忽视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当时的教材与讲义编得也比较简单、稀薄，正规的教科书要算盛振邦编的《船舶推进》、杨槱编的《船舶概论》。剩下来的都是些油印小讲义，比如《船舶阻力》、《潜艇阻力》等，属于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尽管如此，我在交大三年半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进交大前，我当了四年的潜艇兵，都还没搞明白潜艇怎么上浮下潜的，等到了交大学习后，才明白有储备浮力之类的概念，基本都弄清了潜艇的原理。  

读书时印象最深的两件事

在交大读书的时候，我对一些日常生活片段和某些建筑物还有些记忆。我们住的是第四宿舍，位于现在的番禺路路门往西，那里原来有锅炉房、澡堂、理发店的。食堂也在附近，烧饭的味道都能闻得见，现在改为女生宿舍了。我参加的文娱活动比较少，体育活动比较多，早上晨跑，平时玩玩篮球、足球、排球。球类运动在交大一直兴盛不衰，不管什么时候都很普遍，几乎每个班都有男子、女子篮球队、排球队。建筑物方面，比较有印象的算是船模实验池了，我们系教工艺课的楼连根老师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进去，而且他爱人就在里面当工人，也曾带我们进去看过。  

但如果要问我交大读书期间印象最深的事情，恐怕只有两件。第一件事是“开门办学”时，跟上海捕捞公司的渔船出海的经历。当时的船有400多吨，船上的渔民都是民兵，每个人都有一支冲锋枪，出发后不久就在南朝鲜济州岛的地方遇到了台风，结果我被颠簸得晕了一天一夜。我坐的船，吃饭是不要钱的，但吃什么吐什么。我想自己进交大前也当了四五年的海军，出海次数也很多，六级风对我来说都没问题，从没那么晕过。但是那一次出了长江口就来大台风，我就受不了。后来，渔民们从海里打捞起新鲜的海鱼，我是一点也吃不下去。不过，说也奇怪，我们在海上总共漂了七八天左右，到了第三天，我就一点也不晕了，可能是习惯了。到了陆地上反而有点难受，走路老是一晃一晃的。这件事是个人经历中印象很深的，以前确实没吃过那么大的苦。  

第二件印象最深的事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那时我们离毕业还有半年时间，是在做毕业设计之前。虽然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没从北京公布出去，但好像有同学通过听收音机提前知道了。经人一串联一号召，员工们什么课都不管了，冲出校门，从华山路一直走到外滩，又走回来，将近花了一天时间。上海市委市政府当时就在外滩的十六铺嘛，那天是10月7日，我记得很清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整个上海高校里面，交大是第一个出去上街游行的。  

从船体军代表到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

1977年1月毕业分配时，正赶上动员报名去西藏。全校第一个报名去西藏的是电子工程系（即四系）的一个同学，他一带头，结果每个系都开始动员报名了。我们系也召集开动员会，但班里的同学都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报名参加。我当时作为班长，也没有对他们进行鼓励宣传。所以我们班这个支部被人称为落后支部。其实，这里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当时虽然报名的员工很多，大家很踊跃，但真正到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去了。这些人口号喊得很高，其实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带有浓厚的投机主义思想，属于那个年代极“左”思潮的一部分。  

我最终分配的去向是海军装备技术部驻四川某造船厂，任船体军代表，主要从事海军舰船的装备生产、监造工作。当时分到四川的总共有7人，名单全开在一张介绍信上，但最终有2个人不愿去，就去了5个人。我们分到船厂当军代表的，属于部队编制，是海军派驻我们进厂的，这个厂是属于当时负责船舶制造的六机部。船舶工业过去都为海军服务，海军是用户，海军先给出船型的订单，然后由六机部下面的船厂为他制造。但在制造质量方面，军队要派技术干部去管理，要把关每一道工序，并且需要认可签字。我们当时在涪陵有两个厂，一个是我们的432厂，由江南造船厂包建，造潜艇。还有个429厂，是大连厂包建的，专门造037型猎潜艇。当时432厂的军代表分成四个组：船体组、轮机组、电器组、综合组，我在船体组。  

我在四川干了十年，换过三个单位。先是在432厂当了八年的军代表，接着是1984年调到重庆办事处当了一年的装备处副处长，之后又到167厂，当了一年的副总队长。167厂主要是给陆军造迫击炮的，但海军也有两个产品在那制造，一是深弹炮，一个是火箭干扰发射装置。1987年，我被调到北京海军装备技术部，在舰艇部潜艇处当处长，1991年开始当舰艇部副部长，1997年当了舰艇部部长，2000年当了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直到2005年11月，我又调往某工程指挥部当主任，一直干到退休。  

我这一辈子跟潜艇打交道最多，我一入部队当的是潜艇兵，在交大学的又是潜艇专业，工作之后开始当军代表，也是监造潜艇。到机关来之后，还是管过潜艇，包括核潜艇。所以对潜艇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而像造船领域的很多交大学长，我也都认识，比如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旭华，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的总设计师、701所所长朱英富，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等等。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海军没有浪费国家给予的发展机遇，在装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解放初期，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从苏联引进了潜艇，这是海军的起家装备。当时主要为了十二海里的近海防御，主力舰只吨位偏低。重点发展“空、潜、快”，“空”就是海军航空兵，“潜”就是常规潜艇，“快”就是鱼雷快艇。“空、潜、快”后来转变为“五支力量”，就是海岸部队、陆战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当然，技术方面的发展已经是远远超越前面几代了。  

我干了一辈子潜艇工作，感觉这个领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你看我们全国有上千个船厂，有几个厂能造潜艇的？又如台湾地区造船能力不错，它能造水面舰艇，但能造潜艇吗？也就是说，不是能造出民船就能造出潜艇，原因在于潜艇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要求极严。它是一个三维运动的东西，操作起来非常独特，复杂程度远远超越水面舰艇。水面舰艇只是系统复杂，但它的工艺相对简单。而且潜艇对安全性要求非常高，稍有疏忽就很容易出事故。  

老员工的海洋观教育亟待加强

综合来看，交大船舶专业这几年的地位与影响，已经不如六七十年代了。当时，我们海军装备技术系统中的老员工就来源于特定几个学校：上海交大、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华中工学院、海军工程学院。现在造船界毕业生的学校分布格局是海军工程学院与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哈尔滨工程大学）最多，交大与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基本没有，就连船厂也很少有交大与华工的员工愿意去。反而镇江船院的毕业生遍布船厂、研究所、机关等各种单位。这对我们学校造船系的发展绝不是好事。以前交大在船舶业内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块牌子，而将来我们交大人在造船界恐怕很难立足，更难有话语权了。

我个人觉得交大造船学科日趋弱化，一方面与我们构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向有关。学科专业多样化了，难免厚此薄彼，我认为学校应该在传统专业的发展导向上下点功夫，不要让这些曾经是交大品牌的专业无形中衰落。在这方面，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的做法似乎可以给我们启示。比如学校可以拿一部分招生指标招收一些船厂的工人子弟来培训，定向培养，结束之后重新回船厂，这样起码船厂有交大培养的员工，不至于断了香火。

另一方面，现在学造船的毕业生不愿去干这一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员工的海洋观教育太过薄弱。为什么会薄弱呢？其实这也跟整个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自觉意识迟缓有关。中国自冷兵器时代以来已习惯性地奉行以大陆为本位的攻防战略，总是注重防御陆地上的敌人，而对于大海，总认为是天然屏障。自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才一度意识到海洋防御的重要性。但是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打胜的，对海洋又开始不够重视了。直到如今，现代战争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陆地还是海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统一的认识。这是海洋国防观缺位的表现，急需加强教育，尤其是对当今青年一代的老员工。  

纵观世界历史，世界强国必然是海洋强国。从15世纪至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无一不是各个时期的海洋强国，才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也必须是海洋强国。海军、海权是海洋强国的标志。上海交大造船系是辛一心先生创建的，曾经为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军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衷心祝愿交大及船舶学院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出版社2013年出版）